2025年2月1日，一份关乎婚姻家庭司法领域的重要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正式施行。这一解释对婚姻家庭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同居析产规则、离婚财产分割、父母出资购房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处置等热点问题作出了细化规定。
对此，两高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婚姻继承部主任张荆律师接受了盐财经记者的采访，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分析。
婚姻法新规一出，捞女捞男天塌了
来源：盐财经，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5期。
文｜奚佑
房址和户型都已选好，定金也交了，却因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争执不下，谈崩了交易——郑强对记者说，房产中介这行干久了，总会碰见这种事情。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前来购买婚房的情侣。男方出资首付并还供，而女方强烈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彼此无法妥协，最终在领证前选择分手，已经缴纳的5万元定金也竹篮打水一场空。
“翟欣欣案”在前，千千万万的中国男女，对通过婚姻套利的“捞男”“捞女”充满了警惕。
动机心理学专家卢艳霞甚至见过一则更极端的案例，一位咨询者由于房产加名争议被迫取消婚约后，患上了重度抑郁，变得“再也不相信异性”。
未来共同居住的房子，房产证上究竟写谁的名字？这一矛盾在未婚情侣或已婚夫妇中频频爆发，因此走向分手或离婚的案例比比皆是。
因房产证写谁名字这一矛盾导致情侣或夫妇走向分手或离婚的案例比比皆是/图源：《三十而已》剧照
而于2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便旨在调解这一困境。
其中，对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等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突破性规定：强调在离婚房产分割中，以出资来源作为分割财产基础的前提，同时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公平公正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丹称，《解释（二）》出台的目的之一在于“引导大家不要再关注‘加名、登记’这样可能会给婚姻埋下不和种子的行为”。
婚姻制度的设置初衷，本应是给拥有与彼此长久共同生活的男女提供保障，而在如今全新的婚恋趋势下，法律也随之呈现出更复杂的面向，以应对更具挑战性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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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与约定
一名客户找到动机心理学专家卢艳霞咨询。他计划与交往了几个月的女朋友结婚，两人一起去看房，选定了一处价值上千万的房产，女朋友要求婚前买房，并在房产证上写两人的名字。
“我应不应该加？”他感到困苦。如果两人未来长久在一起生活，他觉得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并无所谓。可万一结婚没几个月对方就提出离婚，借此要求分走一半的财产，到时候该怎么办？
结婚没多久对方就提出离婚，借此要求分走一半的财产，怎么办？/图源：《童话故事下集》剧照
卢艳霞在婚恋领域从业14年，所见过的因房产加名而冲突激烈的情况，频繁发生在“闪婚”中：一方出于对安全感的索取，要求“加名”，而另一方也会出于对风险的防范，顾虑重重。“两个人的感情还不稳定就迫切往后走，然后开始顾虑‘万一以后分开了怎么办’。”
她的建议是，如果对方真的明确提出加名等需求，不要羞于谈钱，“事先做好明确的约定，避免发生其他隐患也未尝不可”。
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与企业事务部的邱淑妙律师和魏楚敏律师分享了经办过的一起“房产加名后闪离”的案件。夫妻结婚三年后，女方将其名下的婚前房产的一半产权变更至男方名下。然而，产权变更登记完成仅三个月后，男方即提起诉讼，要求按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并将房产判归其所有。最终，法院支持了男方的诉求。
针对类似情况，自2月1日起施行的《解释（二）》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如果夫妻一方在婚前或者婚后为配偶在房产上“加名”的，若接受方在双方结婚后不久即提出离婚，且给予房产的一方没有重大过错，即便办理了房产变更登记，房产仍应归给予方所有。同时，法官将根据给予目的，结合婚姻客观情况，综合判定是否给予另一方补偿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如果上述案件发生在《解释（二）》出台后，案件中的男方作为接受方可能无法取得房屋的权属，且分割时也不会简单地按比例分割。
“这一规定规制了借短暂婚姻不劳而获大额财物的投机行为。”邱淑妙律师和魏楚敏律师表示。
《解释（二）》出台后，规制了借短暂婚姻不劳而获大额财物的投机行为/图源：《余生，请多指教》剧照
除此之外，过往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种极端状况：一方长期勤勤恳恳为家庭付出，另一方曾约定给予房产却未办理过户手续，结果在离婚财产分割中，拥有房产一方因享有任意撤销权，导致付出更多家务劳动的一方最终无法获得房产补偿。
对此，《解释（二）》的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无论婚前、婚后，只要一方曾约定将其房产的全部或部分给予另一方，即使没有进行不动产的产权变更登记，这一约定也不可任意撤销，房产可能判归被给予方所有。
“换句话说，《解释（二）》不再注重登记，而更注重白纸黑字的约定。”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硕研究生兼职导师张荆解释说。
中国人情社会的传统特色，决定了双方对于婚姻的约定常常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而在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后，“不重登记重约定”的规则，会逼迫双方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的诚意是什么、你愿意用多大的成本来迎接我们的婚姻关系？与此同时，我的要求又是什么？往后，大家很可能不再纠结于加名，而是白纸黑字地写一份书面协议。”张荆说。
这份明确的约定，将帮助减少此后离婚诉讼中的财产分割争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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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钱包
纵观婚姻法的历史沿革，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各项规定，大体经过了一个从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的发展趋势。《解释（二）》同样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更注重保护婚姻中双方的原始财产。
促成这一趋势的社会因素是错综复杂的。
首要原因是个人财富的急剧膨胀。张荆记得，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夫妻双方分割财产，甚至要考虑如何分一个肥皂盒，“一个人要上面的壳，一个人要下面的托”。
经过经济飞速增长的几十年，如今一辆车都可能成为离婚财产分割中被忽略不计的部分。房产、黄金、股份，家庭财产的规模愈发庞大、构成愈加复杂，“仅仅使用过去那种朴素的价值观，去协调如今的财产关系，的确不太适用了”。
其次则是婚姻稳定性的降低。尤其在趋于原子化的大城市中，年轻人的个性普遍更内向、独立，边界感较强，难以与他人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
如今，一部分人只是因为到了年纪，“为了结婚而结婚”。“迫于社会压力，仓促走入婚姻，发觉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不可调节以后，又迅速离婚。”卢艳霞分析，在这种社会趋势下，法律势必会做出相应调整，保护个体利益在闪婚闪离的过程中不受损失，甚至是“不受欺骗”。
2017年，震惊一时的翟欣欣涉敲诈勒索案就是一记警醒。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与翟欣欣于2017年3月30日相识，同年6月7日即登记结婚，7月18日又迅速离婚。9月7日凌晨，苏享茂在住所跳楼自杀，留下一封“遗书”称，因翟欣欣向其索要1000万元及海南房产，致使个人资金链断裂。
翟欣欣、苏享茂（资料图）
本案于今年1月21日开庭审理，据称，翟欣欣在检察阶段已认罪认罚，可能面临10年6个月到12年的刑期。
张荆认为，类似涉嫌婚内敲诈勒索的极端恶性案件于近年的频发，也是促成新司法解释出台的原因之一。
特别是围绕房产展开的财产分割争议，所牵扯的主体愈发广泛。新婚夫妻房产的购置，十有八九依赖于父母积蓄的资助。父母倾尽所有，投资子女的婚姻，其中隐含了一种期待：子女成家立业后，未来可以更好地尽父母晚年的赡养义务。而子女婚姻关系的破碎，意味着父母的意愿落空，变相把他们推入了晚年财务危机的巨大风险。
有一段时间，张荆做客电台节目时，总是接到一类来自父母的热线电话，咨询的话语中充斥着焦虑与担忧：“孩子结婚了，另一方要加名，我们就这点退休金，给孩子买了房，万一以后都被对方分走了，该如何是好？”
在卢艳霞见过的几则案例中，父母出于对晚年生活的安全感，或者坚决要求子女离婚后归还首付款项，或者坚决要求购房登记在自己名下，只给子女及其配偶借住。
有的父母会要求子女离婚后归还首付款项，或购房登记在其名下，只给子女及其配偶借住/图源：《童话故事下集》剧照
而父母一旦出资购房，便会要求在子女的婚姻决策中掌握话语权，男女双方共筑爱巢的心愿，更容易在父母的干涉与计较下，变成两个家庭的理性交易，变相加剧婚姻关系的撕裂。
对此，《解释（二）》第八条明确规定，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房屋不论是否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都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的子女一方所有，“以保障出资父母一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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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的婚姻
卢艳霞的实务经验告诉她，夫妻感情破裂后，利益分配，反而是最好解决的议题。最艰巨的是如何抚平夫妻双方对彼此的怨恨——“解决不了他们对彼此的情绪诉求，话都没法好好说，谈什么都谈不清楚。”
矛盾根深蒂固、最终闹上法庭的离婚夫妻，大都是基于利益的结合，“最初也只是觉得对方适合结婚，并非彼此喜欢与深爱”。
由于都市化的快速推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之疫情的隔离，人与人的关系愈发淡漠，趋于功利化的婚姻，似乎越发常见了。
张荆发现，特别是2023年以来，她经手办理的离婚案件，双方“证据意识非常充足”。谈条件从不发微信文字，而是拨微信电话，以防留下证据，而另一方也会意识到，这是一种规避行为，立即录音留证。“《碟中谍》一样。”张荆形容，“你感觉他们仿佛达成了一个同盟，互相斗智斗勇，并且屡试不爽。这种状况在近年来真是越来越常见。”
趋于功利化的婚姻，似乎越发常见了
离婚诉讼所充斥的戾气愈发浓烈。这两年张荆接触的当事人，动辄就说“不想活了”或者“我要弄死谁”。她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两年经济波动较大、生活成本加剧，让人们承受的压力愈发庞大，另一方面是婚姻家庭中，愿意包容与退让的人变少了，更多人倾向于“苛求别人体谅自己”。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610.6万对，较2023年下降20.5%；与此同时，2024年离婚登记数262.1万对，较2023年上升约1.1%。我国结婚对数的最高峰是2013年，当年结婚对数1346.9万对，此后便一路下滑。除2023年因疫情结束出现一波补偿性结婚潮外，2024年又回归至下落轨迹上。
根据民政部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610.6万对，离婚登记数262.1万对/图源：民政部官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张荆看来，结婚率的走低和离婚率的上升，是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趋势。经济匮乏时期，人们必须组建家庭、分工协作，男人外出劳动，女人料理家事，生活才能勉强维持。同时休闲活动单调，结束一天工作回到家中，只有和伴侣、孩子待在一起，才能熬过无聊的漫漫长夜。
而社会分工的细化、新型技术的应用，让人们对家庭不再深度依赖。演变到当下这个时代，人人都是超级个体，更独立、更追求自我，更不愿意为另一个人退让与妥协。
于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法律同时进行了相应调整，以更好地服务时代中的个体与家庭。它肯定无法对复杂的现实情况面面俱到——比如张荆就会担心，如今的司法价值取向之下，在复杂而隐秘的家庭结构中，应该如何平等补偿财产弱势一方对家庭的付出、平衡主外者与主内者的利益关系？
好在《解释（二）》留有余地，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之后的司法实践中，如何抵达个案的适时公允，这将会是今后所有法律工作者的责任与考验。
律师介绍
/ 张 荆 /
两高律师事务所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婚姻继承部主任、财富传承部副主任
张荆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硕学院兼职导师，中华女子学院校外辅导员。
20年专注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服务，为上万人提供过咨询服务，2000多件代理案例，擅长解决复杂婚家关系、财产分割、抚养探视等业务，特别擅长离婚创伤愈合、婚姻关系经营、婚姻质量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