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看热点 |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违背意志的认定

2025年5月21日

作者：张荆

一枚订婚戒指，能否成为性同意的“免责金牌”？一场传统婚约，是否天然包含对身体的让渡权？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这场审判，不仅改写了两个年轻人的命运轨迹，更让“人的权利”愈发清晰可见：从1997年“婚内无奸”的固守，到2019年分居丈夫被判强奸的突破，我国法院正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判决，艰难重构着性自主权的边界。

事件经过

案件背景

2023年1月30日，男方席某某与女方吴某某通过婚介机构相识并订婚，订婚时男方支付了10万元彩礼和两枚戒指。2023年5月1日，双方订婚，次日（5月2日）在新房内发生性关系，女方反抗并报警称被强奸。

一审判决

2023年12月25日，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席某某违背女方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男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

2025年4月16日，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法院认为，席某某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法律定义，即使双方订婚，也不等同于法定结婚，不享有夫妻权利和义务。

案件争议点

女方指控：女方称席某某在非自愿情况下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并有身体淤青、烧毁财物等证据支持。

男方辩护：男方及其母亲质疑女方存在敲诈、骗婚行为，并称未在婚房上加女方名字。

法律适用：法院明确指出，订婚行为虽属民间习俗，但不等同于法定婚姻关系，席某某的行为仍构成强奸罪。

（特此说明：对法院所述“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席某某强奸被害人的事实”，笔者表示认同，不认同者当然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但也需自行斟酌是否继续阅读本文。）

后续发展

男方已被羁押约690天。女方已退还彩礼及戒指，但男方母亲两次拒领。

社会反响

该案引发公众对订婚习俗、彩礼给付以及性同意概念等广泛讨论。

性同意的界限：从“订婚”到“婚姻”

性同意的核心标准

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的核心是“违背妇女意志”。司法实践中采用“综合标准说”，即结合事前态度、事中反抗及事后反应综合判断，对于有些人所言以被害人口述为重，恐难认同。本案中，被害人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案发时存在肢体反抗（如拉窗帘、点燃物品）、事后激烈反应（报警、逃离），均为法院所采信。

熟人关系与性同意的复杂性

熟人强奸案常因“自愿性行为”的辩解陷入争议。本案中，法院通过多项证据链（通话录音、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监控视频等）锁定席某某的强迫行为，驳斥“双方自愿”的质疑。审判长特别指出，订婚关系不改变性同意的法律性质，性自主权独立于婚约状态。

婚姻关系中的性同意

尽管婚内强奸在我国司法中仍受限制（通常仅在分居或离婚诉讼期间认定），但本案判决传递明确信号：性同意权贯穿所有亲密关系。最高法相关案例（如“白俊峰案”与“王卫明案”，后文会提到）显示，婚内强制性行为的入罪标准逐渐松动，折射性自主权保护的进步。

司法历程

（1）1997年白俊峰案：“婚内无奸” 的司法固守

1997年辽宁省义县法院审理的白俊峰案，是中国司法对婚内强奸的首次正式回应。该案中，白俊峰在妻子提出离婚并分居期间，两次强行发生性关系，导致妻子抽搐昏迷。法院以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为由，认定其行为不构成强奸罪。这一判决的核心逻辑是 “婚姻承诺论”，即婚姻关系本身推定妻子对性行为的概括同意，丈夫的强行性行为仅属道德瑕疵而非犯罪。这一立场与中国古代“夫为妻纲”的伦理传统一脉相承，将性行为视为婚姻的附属义务，而非独立的人身权利。（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20号]）

（2）1999年王卫明案：婚姻状态例外的司法突破

1999年上海市青浦县法院审理的王卫明案，标志着司法认知的重大转折。该案中，王卫明在离婚诉讼期间（一审判决已下达但未生效），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导致其多处软组织挫伤。法院首次突破 “婚内无奸” 的桎梏，以 “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 为由，认定其行为构成强奸罪。这一判决确立了 “婚姻状态例外” 原则，即当婚姻关系处于破裂、分居或离婚诉讼阶段时，丈夫的强行性行为可能构成犯罪。这一突破不仅体现了对女性性自主权的尊重，也为后续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51号]）

（3）2019年邓某某案：分居状态下的全面入罪

2019年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法院审理的邓某某案，进一步细化了婚内强奸的认定标准。该案中，邓某某在分居期间，通过偷配钥匙、捆绑、堵嘴等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法院明确指出，分居期间夫妻已无同居义务，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的行为构成强奸罪。这一判决首次将 “分居” 作为独立的定罪要件，强调婚姻的实质而非形式存续。同时，法院考虑了被害人谅解、坦白等情节，判处缓刑，体现了司法对家庭关系的审慎处理。(来源：(2019)粤1391刑初196号)

中国《刑法》第236条未明确排除婚内强奸，但司法实践长期受 “婚内无奸” 观念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虽通过《刑事审判参考》收编案例确立了 “婚姻状态例外” 原则，但缺乏统一司法解释，导致各地裁判标准不一。婚内强奸的核心争议在于 “同意” 的认定。中国司法实践逐步确立了 “动态同意” 原则，即婚姻关系不能推定概括同意，需结合具体情境判断。例如，邓某某案中，法院通过 “分居事实”“暴力手段”“反抗行为” 等证据链，综合认定被害人未同意。

国际参照

加拿大 R v. Ewanchuk案（1999）确立的”积极同意原则”（Affirmative Consent）：在加拿大 R. v. Ewanchuk 案中，被告对17岁的女性在货车内进行了工作面试，过程中虽然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之后被告引导她进入拖车，并将门关上，使她误以为门已上锁，感到害怕。在随后的互动中，被告多次进行愈加亲密的身体接触，尽管她每次都明确表示“不”，但被告仍在短暂停止后继续推进更激进的行为。在审理中，法官明确否定“默示同意”，认可她的任何顺从都是出于恐惧，而被告显然知晓她的恐惧，并且清楚她并非自愿参与。因此，若被害人因恐惧、权势而表面顺从，其 “参与” 不构成同意。

加拿大法院强调同意必须是明确、自愿的表达，即使被害人因恐惧而表面顺从，也不构成有效同意。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R. v. J.A.（2011）案中进一步明确同意必须是“积极、自愿的选择”且进行性行为时必须存在“持续的、有意识的同意”，以确保男女不会成为性剥削的受害者，并确保性行为中的个体始终能够要求对方停止行为。加拿大法院的判例亦明确指出，同意必须出自一个有意识、清醒的心智，能够在性行为过程中赋予、撤销或拒绝同意。且被告需对同意进行“合理确认”。这一标准与中国司法趋势一致，但更强调被告的注意义务，即需主动确认对方同意，而非依赖主观猜测。

彩礼之纷争

根据《民法典》第1042条，法律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司法实践中通常以“附条件赠与”处理。若婚约未履行，法院支持返还彩礼，但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未登记结婚、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

本案中，女方在立案前已将10万元彩礼及戒指退还婚介机构，男方家属两次拒领，法院据此认定女方已履行返还义务，驳回男方诉求。需注意，日常消费性支出（如订婚宴费用）不属彩礼范畴。

部分舆论将彩礼视为“性交易费用”，认为支付彩礼即默示性权利。然而，法院明确否定此逻辑，强调彩礼仅为婚约象征，与性自主权无法律关联。这一立场在审判长回应中得以重申：“订婚不等于对性行为的默示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彩礼纠纷规定》）明确彩礼的核心特征为”以婚姻为目的”和”依据习俗”的双重属性。本案中，双方约定彩礼18.8万元并已交付10万元及金戒指，符合彩礼的法定构成要件。但法院查明女方在案发前已通过婚介机构返还彩礼，且未以报警要挟索取财物，故排除借婚姻索财的违法性。

彩礼的认定范围

彩礼的认定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以婚姻为目的和依据当地习俗。法院在判断是否属于彩礼时，会综合考虑财物的用途、给付时间、方式、价值及双方身份等因素。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司法解释明确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强调彩礼与恋爱期间的赠与行为有本质区别，不属于彩礼的财物类型包括节日礼物和日常消费性支出等。

彩礼返还原则

对于彩礼的返还，司法解释规定了以下情形：

（1）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的情况：法院会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嫁妆情况、共同生活时间及双方过错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返还及返还比例。

（2）已办理结婚登记但未共同生活的情况：原则上应返还彩礼，但具体比例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3）已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的情况：若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或未共同生活，法院会酌情返还部分彩礼。

高额彩礼治理

司法解释还特别针对高额彩礼现象，明确了高额彩礼的认定标准。即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笔者思考

有些情绪激动的“专业”人士仍认为，对于性自主权的保护会增加诬告风险，且法院对于熟人强奸的认定偏向采信被害人自述。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其一，那些担忧被 “诬告” 的 “专业” 人士，或许需要先深入了解强奸罪的司法现状。从一组关键数据说起：2013年联合国针对亚太地区强奸犯罪的调查显示，中国强奸案的立案率仅为25%，远低于亚太地区50%的平均水平。在被控告的性侵施暴者中，仅有24.9%的人被捕，15.6%的人被判刑，这两项数据同样低于亚太地区32.5%和22.9%的平均值。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司法现状？有学者对507份强奸判决书的统计揭示了原因：90%的强奸罪犯罪分子选择如实供述罪行，这并非源于他们更具悔罪意识，而是因为性侵犯罪的定罪高度依赖被告人的自认。在司法实践中，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的强奸案往往因证据链薄弱而难以定罪，导致大量案件无法进入最终判决环节，施暴者因此逃脱法律制裁。（来源：《强奸罪司法认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田刚，《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

其二，一组关于“诬告率”的国际研究或许可以让这些担心的人群暂时“安心”：美国数据曾显示，强奸案的虚假报案率不到5%，其他案件的虚假报案率约为2%，而当案件由女警察负责时，强奸案的虚假报案率可降至2%，与其他案件持平。这组数据表明，强奸罪的诬告比率并未显著高于其他犯罪类型。

这些数据不仅不能支持“强奸罪诬告率高”的论断，反而促使我们反思另一个问题：在性侵案件的司法实践中，究竟应由谁、依据何种标准来定义“诬告”？当我们在讨论“防止诬告”时，是否更应关注如何完善证据收集机制、定罪标准，打破“自认”困境？

事实上，很多强奸案件在立案环节就容易因证据缺失而无法立案；或者即使能够立案，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中，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捕的情况也很常见，这主要是因为强奸案件特殊的犯罪特点决定了最终定罪的难度。几乎所有国家的强奸案，定罪率都非常低。不同于具有公开暴力特征的斗殴、抢劫等犯罪，性侵案件具有天然的隐秘性特征。案件多发于私密空间——酒店客房、私人住所、车辆等封闭场所的案发率占总量八成以上。这类场所既缺乏公共监控设备覆盖，又鲜有目击证人存在，导致直接视听证据极度匮乏。司法实践中，关键证据往往局限于当事人陈述及微量物证：被害人身体遗留的生物学痕迹、床单上的体液、使用过的避孕工具等。这类证据的时效性极强，特别是生物学证据的DNA降解周期通常不超过72小时，及时提取与鉴定对证据效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证据灭失风险在性侵案件中尤为突出。尚不论加害人存在销毁证据的“反侦查意识”，大部分被害人受创伤后应激反应影响，普遍存在”证据保全盲区”。这种本能的”自我净化”行为虽属心理防卫机制，却直接导致微量证据的永久性灭失。

我国法院对于强奸案的审理，目前仍沿用“违背妇女意志+暴力/胁迫”的强制模式，要求被害人通过抵抗痕迹、即时报警记录等行为来还原事件情形，否则易以“证据不足”驳回。实际上，尚未到法院审理程序，在受害人报案时，公安部门就会以“反抗程度”来判断是否立案。这一点尚且和国际上已经普遍形成的认知有较大差距，因此这类人群更不用担心法院会被所谓“仙人跳”所蒙蔽。

目前司法实践大多还是采用“婚姻状态二分法”：正常存续期间推定性同意（白俊峰案），非正常状态（如离婚诉讼）可能构成强奸（王卫明案）。

中国司法对婚内强奸的认定始终与婚姻状态绑定，这与传统文化中 “家和万事兴” 的观念密切相关。根据《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需同时满足“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低”“社区影响可控”四项要件。本案中，被告人虽在侦查阶段自首且二审期间提交悔过书，但庭审时拒不认罪，其父母拒绝配合社区矫正，导致”悔罪表现”与”矫正条件”两项核心要件缺失。这种严格适用与前文提到的“邓某某婚内强奸案”形成对照，后者因婚姻关系实质破裂、被告人真诚悔罪获得从宽处理。

强奸罪保护的法益是妇女性自主权，并非贞洁观，这是一种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使妇女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不知反抗的状态，违背妇女意志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

国际人权法，比如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将性自主权定义为 “不受暴力、胁迫的自由决定权”，而麦金农的 “胁迫理论” 揭示：在性别权力失衡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 “同意” 可能被隐性压迫扭曲。本案中，部分舆论对 “处女膜未破裂” 的过度关注，暴露出“贞洁观”对性自主权的扭曲。更有甚者得出这样一种荒唐的结论：如果性行为对女性的贞洁不构成影响，那么法律为何要用强奸罪来保护妇女呢，若按故意伤害来定罪，强奸行为造成的物理伤害远够不上定罪门槛。现对此荒谬之言做出简短驳斥：法律保护的是“按自己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而非身体完整性的物理表征。简单来说，强奸罪的构成要素在于违反意愿，而非是否造成身体伤害。这也符合国际“性自主权独立于生理损伤” 的理念。

如何证明违背意志？在具体标准上，国际上普遍采用“明确同意”（yes means yes）原则，即只有当双方明确表达同意时，性行为才被视为合法。

（1）北欧“肯定性同意”规则：如瑞典2018年修法要求行为人必须确认对方积极同意，沉默即视为拒绝。若适用此标准，席某某未取得女方明确同意已构成犯罪。

（2）美国“合理反抗”原则：部分州要求被害人证明“足以使行为人意识到拒绝意图的实质性反抗”，与本案证据强度接近，但有学者批评该标准对体力弱势者不利。

（3）中国“不等于不”标准：要求被害人通过语言/行为明确表达拒绝，本案中拉窗帘、肢体反抗等证据符合该标准。

比较法视野下，加拿大 R v. Ewanchuk案确立的“积极同意原则”（Affirmative Consent）已写入21省司法指引，而我国同类案件司法回应率（从犯罪到定罪）仍远低于1/3。该案确立“持续性同意”原则，强调同意需贯穿性行为全程。若以该标准来看，即使本案中被害人事先同意，中途反抗后男方继续实施性侵行为，男方亦成立强奸罪。

此外，话剧《初步举证》（Prima Facie）揭示的司法困境仍在上演：“反抗不够激烈=你情我愿”的逻辑让全球超三分之二性侵案根本走不进法庭。这部话剧的成功推动了英国法律改革，促使性侵案件审理中“陪审团需优先考虑受害者证词”的条款修订，并被纳入北爱尔兰法官培训及英国警察教育体系‌。剧中主角Tessa作为性侵受害者兼律师，面临与本案相似的证据质疑——私人空间缺乏目击者、生理伤害不明显（事后洗澡）以及与施害人事前关系较为亲密等，但本案通过燃烧窗帘痕迹、淤伤照片等间接证据突破“一对一”证言困局。

当传统 “家和万事兴” 遭遇现代 “身体主权”，当 “贞洁观” 残余碰撞 “性自主权”，必然会引起风波，但这最终不会阻碍司法对正义的追求。因为法治，正是通过每一次具体的事实认定与规则适用，让“人的权利”愈发清晰、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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